為孫安佐說兩句話

2018年3月27日，孫安佐在美國賓州被捕。從那天起，他幾乎成了台灣社會眼中的「問題青年」代表。之後每有風吹草動，媒體便大篇幅報導，社會輿論也總是一面倒地搖頭、嘆氣、分析、診斷。再加上父母是藝人，他的人生幾乎被放在放大鏡下檢視。

看久了，我反而有點不忍。

我現在有一位美國房客，房裡就放著好幾把槍、上千發子彈。我該嚇得發抖嗎？該立刻報警嗎？

帶著這種疑問，我重新仔細看了一遍孫安佐當年的案件。

首先，在美國，「擁有槍械或彈藥」本身並不違法 (除非被列入限制名單內), 問題在於：孫安佐不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。

美國聯邦法律規定，持非移民簽證入境者——例如學生簽證——原則上不得持有、接收、運送槍械與彈藥，除非符合特殊豁免條件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一位美國公民身上，未必構成犯罪；但孫安佐因為「身分問題」，才觸法。

這有差別嗎？其實差很多。

因為他犯法的性質，並不是暴力犯罪，也不是實際傷害他人，而是「移民身分下不得持有武器」的法律問題。這與一般人直覺認為的「危險槍手」並不完全相同。

台灣社會普遍對槍械極度陌生。很多人一聽到槍、火藥，就直接聯想到「失控」「犯罪」「恐怖份子」。但對一個從小迷戀軍武文化、又身處美國環境的年輕人而言，事情未必如此複雜。

孫安佐真正的大錯，是他對同學開了「要帶槍到學校」的玩笑。

這在美國是絕對不能碰的紅線。

美國校園對相關威脅採取零容忍政策，因此同學向校方通報，完全正確。警方後來搜索住處，也是標準程序。因為美國歷年校園槍擊太多，只要有人出現相關言論，警方都必須認真處理。

但關鍵是：警方並未在他家中找到攻擊計畫、作案地圖、仇恨宣言或實際行動準備。也因此，後來更嚴重的指控，例如恐攻相關罪名，並未真正成立。

之後，律師採取了美國司法系統極常見的「認罪協議」策略。

簡單講，就是承認較輕罪名，換取檢方不再追訴更重罪名，藉此節省司法成本與審判時間。美國九成以上刑事案件，其實都不是陪審團大戰，而是這樣處理。

另外，孫安佐因為未能交保，在等待審判期間，被關進「待審拘留中心」長達283天。

注意，他待的不是正式服刑監獄，而是等待審判的拘留設施。法律身分上，他是「被告」，不是已定罪的受刑人。

但這不代表日子好過。

很多拘留中心的環境，甚至比正式監獄更差。因為裡面關的多半是短期拘留者、非法移民、等待審判者，各種人混雜，設備簡陋，活動空間狹小。原本設計給短期停留的地方，一旦被關上數月，精神壓力極大。

我曾看過一個案例 : 被拘留者告法院, 你們怎麼不審理我的案子, 我已被拘留兩年, 我的人生被你們毀了…

最後法官採取了美國司法中很常見的處理方式：

time served（已服刑期折抵）。

意思是：你等待審判這段時間，就算已經服完刑期吧。

於是宣判當天，他立刻被釋放，隨後交由移民單位辦理遣返。

所以嚴格說來，孫安佐並沒有在美國「坐牢服刑」。他是以被告身分被長期拘留，然後遣返回台。

這兩者，在法律上其實差異很大。

如果把整件事放回常識來看，也許能得到另一種理解：

孫安佐能在美國司法系統中幾乎全身而退，回到台灣後也未遭起訴，這恐怕不只是因為運氣好、律師厲害，而是因為整起事件，在美國法律實務中，本來就沒有外界想像得那麼嚴重。

當然，他有錯，而且錯得不輕。尤其在美國，校園威脅絕不是玩笑。

但另一方面，一個熱愛軍武文化的年輕人，在台灣這種幾乎沒有相關空間的社會裡，要如何展現興趣、找到出口？

孫安佐並未找到最好的方式, 但不適合把他設定為「問題」, 「麻煩」, 畢竟, 他至今未傷害任何人。

我看他在節目中的反應, 說話可以井井有條, 以理服人, 但也可以很痞, 應付場面。他比我們想像的更老練, 絶不是有些節目主持人口中的「屁小孩」。

如今發生公開示範火箭槍事件, 以後的路要怎麼走, 他自己決定。但對26歲已有這樣人生的年輕人, 他的負擔不輕, 社會給他的壓力越少越好。

其實台灣一定還有很多的軍武迷, 只是他們不敢說，或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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